La Route Catholique vers la nouvelle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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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了解。有些事情，除非我们了解，否则就不能相信；另外一些事情，除非我们相信，否则就不能了解。”早期基督教教会最伟大且具有创见的思想家、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大师奥古斯丁，向我们展现了整个基督教时代精神的特征——“值得具有的知识是关于上帝和自我的知识”。他以自己的博识和令人崇拜的触灵的神圣筑成了基督教光辉而坚固的穹顶。由这穹顶象征的护持的庄严，在几十年后，帮助他生活所在的、不再伟大的罗马帝国捍卫着欧洲文明土地的精神归属权……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哥特人占据了罗马皇帝的宝座，西哥特人占有高卢和西班牙。一颗闪耀着文明光芒的帝国之星的陨落，使世界陷入了从未有过的黑暗。像一个被突然夺去了视力的不幸的人，欧罗巴在一阵混乱之中，不知所措地来到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她的来自北方的粗野的子民，在她的躯体上，用蛮夷的血腥和对智慧不屑的极度傲慢，玷污和撕毁了她身着的那件曾被精心绣缀上希腊罗马文明纹案和装饰的长袍。也就在此时，欧罗巴最柔弱、同时也是最倔强的后裔举起了精神的盾牌。他就是基督教教会。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问题。从奥古斯丁到第九世纪的学术文献，主要限于有关柏拉图“七艺”的教材和基督教教义的摘要。基督教的学者们从古代的智慧中取得可以用以加固信仰的材质，并用它编制成了维系各个新兴封建王国之间的和睦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这个犹太教和希腊-罗马文明的混血儿，拯救了他的世俗兄弟们。他虔诚的护教论者们，如同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欧洲广泛地宣讲本教教义的同时，也把基督教脱胎时就具有的宗系特征——“罗马-基督教文化”积极地与日耳曼民族的观念和制度揉合起来。

基督教的发展和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为已跨入历史上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点燃了一支火把。公元9世纪左右，在经历了神秘主义⑴、皮浪主义（怀疑主义）⑵和折衷主义⑶，以及三种宗教哲学潮流（犹太哲学、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波动之后，在唯名论和唯实论⑷的一片争执之声中，奄奄一息的哲学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无奈地掀开了自己“新”的一页。经院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构成一个符合教义，即调和科学与信仰的思想体系。哲学从此，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屈身作为神学的卑女而存在。教育思想也因哲学的屈从而受到宗教的压制……

欧洲新兴的野蛮贵族在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下，大多都皈依了罗马时期唯一的信仰——基督⑸。以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为代表的欧洲四大封建王国（英、法、德、意）为抵御外族的进一步入侵，建立起了较坚固的世俗封建制度。至此，欧洲开始真正穿越漫长的中世纪的跋涉。但国家主义还未真正兴起，宗教势力却不断扩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使得世俗的封建统治者一度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教育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幸运的是，而后文化教育又因经院教育家而得到一定意义上的复活。但这教育再也不是像它在古文明那里被崇尚和被期待的那样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主要有僧侣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两个阶层。为他们服务的教育分别为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这两种教育不仅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等级性，而且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宗教成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文化和教育全部被教会所垄断。在此期间，由教会主办管理的学校有：初等教区学校、唱歌学校、经院学校和大主教学校；教育的内容也仍以“七艺”为主。但应注意的是，中世纪经院学者们对柏拉图的尊重是有条件的。他们之所以广泛采用他的教育理念，是因为在当时的经院哲学中，由柏拉图的思想派生出来的厄洛斯学说⑹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时，就连神学的主旨也被定位于新柏拉图主义⑺关于上帝的绝对性和庄严性的思想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这些教受着类似于柏拉图学园的知识的教会学校中贯穿着神学精神，并以培养对上帝虔诚、忠于教权的教士为教育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修士们在修道院里研究幸存下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本的时候，骑士们则在宫廷和贵族家里接受着军事战术和上流社会礼仪的“骑士七技”（包括骑马、击剑、打猎、游泳、唱歌、吟诗和弈棋）的训练和礼法教育，以成为能够维护封建主利益，满足其各种需要的强悍军人。

公元12、13世纪，一种新的学校的出现打破了教会对学校的垄断。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兴旺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工商业者通过与封建主的斗争或以赎买的方式取得了法律和经济上的自治权利。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市民阶层日益扩大，这些新兴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培养本行业的人才建立了基尔特（行会）学校，而后又演化为城市初等学校。它由市政机关办理，校长和教师也改由城市自治机关选派。在学习内容方面，它注重实际应用知识的学习，除读、写、算外，也教文法、修辞和几何学。有些学校还甚至放弃拉丁语，改用自己本族的语言来进行教学。这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教育体系的基础建设进行的同时，历史上的第一批大学也陆续在世俗政权和教皇势力二元政治的夹缝中悄然诞生了。封建制的确立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它们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拥有自治权的新兴城市中的、普通市民间的最初的富有者——新兴资产阶级为它们的创办搭构了社会基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和十字军的九次东征，使来自东方（尤其是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和教育理念充实了它们的教学内容。

公元11世纪初，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北部建成；公元1108年，法国圣母（玛利亚）神学院和圣格讷维厄夫的逻辑学院联合建成了巴黎大学（神学院）；公元1137年，意大利南部萨莱大学（医学院）；公元1158年，意大利北部波那隆大学（法学院）；公元1168年，英国牛津学院以及1209年由以牛津学院分出的部分师生设立的剑桥大学……到公元13世纪末，欧洲的大学已增加到20多所。这些早期的中世纪大学具有如下特征：

1、大学首先是教学和受教育的师生们倡议创办的（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意大利大学最为明显），是来自各方的学者自由联合的研究中心；

2、它保持有很大的自主权；

3、流动教学（它们可以在遇到干涉的情况下从一座城市搬迁到另一座城市）；

4、课程的内容以实际需要为主；

5、重视能力的培养，开创了辩论的风气。

但自这些大学出世的那一天起，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会的注视下完成的。教会为了维护自己对学校教育的独占权，一方面给大学以经济援助，并派僧侣进入大学；另一方面自己也设立大学，培养高级僧侣，以加强教会的影响，意图为夺取这些新生儿的自治权。当教会势力深入大学，大学教育也便开始被经院哲学的气氛所浸透。公元13世纪及其前后正是经院哲学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经院哲学以研究从阿拉伯传入欧洲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主。欧洲人开始热衷于按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和阿拉伯人的方式来阅读、理解这些好似福音书的读本。原本效仿欧洲经院哲学的伊斯兰教的学者们，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了自己老师的老师。由这些读本还引发了经院哲学内部重新诠释神学与理性的新思潮的产生。那一时代，创立神学-哲学综合体系最高水平的两位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博纳班图拉的两种不同观点的相遇，显现出丧失本义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唯实论）与原先占统治地位的柏拉图唯实论的差异和冲突⑻。最终，亚里士多德的魅力征服了大部分的学者。托马斯主义的胜利使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下最大可能地挣脱出来。如此的经院哲学的进展赋予了中世纪后期大学的特征：教学内容以研究为主，脱离生活实际，教学方法呆板，大学教育变成了宗教教条、形式主义和“繁琐哲学”的附庸。尽管如此，中世纪大学促进了市民阶层对知识教育的重视，为文艺复兴运动准备了条件。并且这些首要关心职业方面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论是大学还是学院，从中都演化出了超越人文主义本身、对客观自然世界的新的崇拜。这种新的精神将不再以神学为旗帜，而是以自己为准则，一直引领着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直至现在。

消散中世纪的黑暗而为最后理性的解放者作预备的理智和社会运动，于大学教育繁盛的公元13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由轻信和愚稚所织成而蒙蔽着人们的灵魂，使其不能了解自身和他们对于宇宙的关系的雾幕开始揭开了。个人逐渐感觉到他单独的个性，觉悟到自身独立于种族和国家的价值（如希腊和罗马的后期一样），于是眼前的世界渐渐从中世纪的梦境中暴露出来。个人要利用这一揭开的人类世界，就需要一个向导，而希腊和罗马的古文艺就充当了这个向导，所以这从意大利扩张到北欧的全部变化称为“文艺复兴”（或古文化的再生）。这种对于古典文艺的兴趣供给了新理想，暗示了新观点，显示了这运动的特性而促进了这运动的生长，但它不过是14世纪开始的精神革命以表现自己的方式罢了。这种精神的变革可以打着别种旗号，但它真正的名字永远是“人文主义”。它从公元14到16世纪，在意大利继至欧洲各国创造了一种理智的空气。在这种空气的滋润中，理性的解放得以开端，知识的进步得以恢复。

自由的得胜不仅仅是理智一物的功劳。在这一时期，罗马教廷势力的失坠，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强有力的君主的产生，使教会政策不得不因俗世的利害来决定。“宗教改革”的成功也就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状态下才成为可能的。

这世界是渐渐地确定其仇视的态度以对付中世纪正统教义的。尽管在15世纪初，中古教会就已经为了治理自身内部的腐败和机构的过分臃肿，召开了三次以改革为主要议题的会议——比萨会议（1410年），君士坦斯会议（1414-1418）和巴色会议（1431-1449），但仍不能阻止国家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宗教改革运动热情的膨胀。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他用拉丁文写成的著名的《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从此，一批不肯悔改的旧教的使徒们，在他们所遵从的唯一权威——《圣经》面前获得了新的觉醒。路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除《圣经》之外，教皇、教父及议会都不可能是信仰的依据。在被教皇宣告为异端之后，路德即刻写了三篇重要的、奠定了改教运动理论基础的文章——《上德国基督徒贵族书》（为激发德国人的爱国情绪，唤起作为平信徒的贵族们对他的支持而作），《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以古鉴今，象征教皇权威的衰败）和《基督徒的自由》。在最后一篇中，路德清楚地解释了“因信称义”的重要理论：信心是信徒生活的动力，而信心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经历。1524年，路德与他的助手墨兰顿完成了第一部以因信称义为核心的新教神学著作。同一年，在另一位助手的帮助下，新教终于自成一系，从天主教的传统中分离出来。路德对神学的改造直接影响到了中世纪末期的教育思想。以国家主义为主的批判之声淹没了旧宗教旧教育的每个角落。路德“信徒皆祭司”的观念激发了虔诚的信徒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意义的勇气，就像他们一直为自己的信仰所做的那样。这不仅迎合了人文主义注重个人价值的潮流，而且教育思想也因新教教义中提倡的“对世俗的放松”而得以进步。世俗政权获得了至少与教会同等的权利来培养自己的人才。由此，教育的任务也便具有了必然的双重性——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另一方面仍然是为了培养僧侣世界所需的专门人员；然而，路德也继承了基督教一贯的“预定论”——被救固然是最幸福的，但神用他自己的意志来选择他想要恩典的人，一切都在人出生之前就已完成了。这后一观点明显地使他自己又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反动。因为它是从人的无能出发，来重新肯定神的主权。

第二代改教领袖加尔文比路德——这一事业的先驱走得更远。这几乎在日内瓦度过自己全部一生的崛起者，拾起通灵之笔，在与人文主义者、纯正路德主义者和腓力派（墨兰顿的支持者）⑼争夺新教教徒的人心时，完成了恒古的《基督教要义》。除此之外，他对已被自己简化的教会圣礼和纪律的重要性又坚定不移。在与亚米念派⑽的争论胜利之后，加尔文的神学由大量从英国来的、被亨利八世和“血腥”玛利女皇赶出本土的清教徒所吸收和推崇。到伊丽莎白一世执政之时，他们带着从欧洲大陆学习到的“改造思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也就是从那时起，英国由国家统治的圣公会再也无法控制这些自发的公理会的“分离主义者”了。在随后的新航海时代，清教徒中最为激进的一些、也被自己所属于的大团体因感到危险而排挤的加尔文主义者，又从英国前往充满自由空气的北美洲。日后美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这些极度虔诚之人的精神后裔。他们带到新大陆的不仅有他们独特的信仰，还有加尔文提出的“由国家负责实施对全体公民进行免费、强迫的平民化教育”的主张。因此，一种新的民主教育制度也在那里蓬勃发展起来。

人文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在教育方面，人文主义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许多与宗教没有很深瓜葛的思想家、文学家都用自己的方式阐述了共同的教育改造的意愿和对新教育的赞美。

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通过他创造的幸福之岛、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国——乌托邦，幻想了一座以西马乌提城为核心的、宗教***的、高度重视教育问题的理想社会。

莫尔的尼德兰好友、《愚人颂》的作者伊拉斯谟（1469-1536）通过“愚人”登台演说的形式，对陈腐的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与伊拉斯谟相仿，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拉伯雷（1494-1553）在他的《巨人传》中，以父亲（高康大）告诫儿子（庞大古埃）的方式对中世纪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教育进行了讽刺和鞭挞；同时又赞扬和肯定了人文主义教育。

在文艺复兴时代，表面服从教条，但理智上没有真正让步的这种“两面性”的典型代表，拉伯雷的同胞蒙田（1533-1592），以他优美的《散文集》再次讥笑了经院哲学的学究气和教条主义，以及在它们的影响下名存实亡的教育。蒙田在拉伯雷发表《庞大古埃》的次年出生，却因他自己深刻的、革新的教育思想成为洛克和卢梭的先驱者。

这些教育改革家的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教育目标上，反对宗教主义的教育，提出植根于现实社会条件基础上的（区别于希腊式的）、身心和人格和谐发展的培养目标；

2、  在培养对象上，扩大了教育对象。在一些人文主义者所办的学校中，除贵族子弟外，一些平民子弟也可参加；

3、  在教育内容上，反对只限于“七艺”的、渗透着神学性质的课程，增加了部分新学科。其中不仅包括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例如物理、地理、自然等；

4、  在教育方法上，反对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提倡发挥主动性的学习精神。

命途的巧合，在蒙田去世的同一年（1592年），古代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夸美纽斯出生于一个捷克的新教家庭。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实践家维多里诺（1378-1446）是在这人文主义运动的花蕾期，在最适合它生长的亚平宁温室中努力地为新教育争得一席之地的话，那么，跨越了三个世纪后的夸美纽斯的思想便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之花的灿烂的绽放。他的《大教学论》在为这花朵选定了新的名字——自然主义的同时，也为教育学赢得了应有的、独立的学术地位。当然，这也应被看作是所有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家的集体贡献。

一切都不曾停滞片刻，各种革命的逼迫使脆弱的欧罗巴不曾得到一瞬喘息。“主后一六七零年”（公元1670年），基督教的一些信徒抛弃了沉闷的宗教生活，开始寻求新的方向与经历。以敬虔主义为称的他们，在基督教正统主义的统治下，渐渐将信仰变得极度个人化及内在化。“你若问我怎知我主活着，只因他在我心”般的、对主观灵属经历的坚定信念，助长了启蒙运动所标示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

事实上，正是僵化、呆板、过分抽象的正统主义教理激发了敬虔主义运动的产生。也可就此回顾欧罗巴这一千年的经历：正是极端禁欲、奴役理性的中世纪教堂的钟声唤醒了自由的太阳在文艺复兴的黎明醒来。文艺复兴的“新纪元”是因过去漫长地沉寂在中世纪中的等待而得名的。得益于它，各种在它的时代、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领域也获得了各自历史上的、与其同名的殊荣。教育学就是其中之一。

欧罗巴，希腊赋予了她生命，罗马为她戴上了荣耀的皇冠。当她几乎被蛮夷所征服时，修道院用教育降服了那些强盗，并为她提供庇护。在那里，她因通灵而得到的片刻幸福又因自己丧失了理性而变成了一场悲剧。但最终，还是信仰帮助了她。它为理性留出空间，以至后者可以通过艺术来展现古文明的记忆，使欧罗巴获得新的教化。高等教育（大学）的产生，因崇尚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而得以发展的物理、数学、天文等自然科学教育，由加尔文的崇拜者在新大陆创立的国家普及化教育制度，以及文艺复兴前后三个世纪以来，各派教育思想家为教育事业的完善所做出的各种探索和所付出的、如同追求美的愿望一般纯洁且无止尽的努力，为一个更新、更具革命性的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注解：

⑴神秘主义：这里的神秘主义是指，经院哲学内部区别于官方教会教义所规定的教条的唯理主义或理智主义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带有奥古斯丁因素的神秘思路的主要欲望不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并给他下定义，而是要同他建立异于理智的关系。神秘派的最高目的是：灵魂神秘地升入天堂，脱离肉体之乡，甜蜜地返回家园而进入精神领域；自我复归于上帝而沉浸于上帝之中。知识也以不在意理性的方式被分为认识、沉思和凝神冥想三个阶段。

⑵皮浪主义（怀疑主义），认为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性。感官只能解释事物表现出来的形象，不能解释事物的本来面貌。

⑶折衷主义：罗马人在继承希腊文化时所持有的一种普遍态度。他们不喜欢希腊人的剖析入微和精细区分，也不喜欢论战和争议，只相信常识。

⑷唯名论和唯理论：针对经院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争论课题的两种观点。这个课题是关于一般概念（种和属）是否是实在的实体，或者是否只存在于人心中；如果它们是实在的，到底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它们是脱离具体的可感觉的事物而存在，还是存在于它们之中。柏拉图式的唯实论，认为一般概念是先于事物的实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唯实论，认为一般概念是在事物之中的实在的东西；唯名论，认为一般概念仅仅是个别事物的名称，不先于事物，也不在事物之中，而是在事物以后。

⑸中世纪初期基督教修士的贡献：因其源自于犹太教的根源，基督徒时常被称作“圣书人”，暗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黑暗时期，当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时，基督教的祭司和修士延续着学习的工作，使得基督教和许多异教的古卷得以保存；许多世界的语言最先都是由基督教宣教士编撰成文字的，为的是帮助当地人能自己阅读《圣经》。乌斐拉（Ulfilas）为日尔曼民族的语言找到了文字；而区利罗（St.Cyril）创造的斯拉夫字母（区利罗字母）也一直沿用至今。

⑹古代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变化问题。这种思想起始于赫拉克利特。他表明：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逻各斯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在探求一般的道路上向前跨了一大步。柏拉图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那里得到了启发，把它发展为一样神秘的东西——“厄洛斯”，即对真理的爱。这种热情和欲望，会引导爱真理之人达到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使他们放弃感官知觉所获得的现实的讯息，而自觉地趋向理性偏爱的概念的知识。

⑺新柏拉图主义：以希腊柏拉图思想为基础来创建宗教哲学。柏拉图的体系成为宗教世界观或通神学的构架。它以独立的精神，吸取了其他理论，特别是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和斯多葛学派思想中任何有点价值的东西。

⑻在新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坚持柏拉图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产生了代表那一时代创立神学-哲学综合体系最高水平的两位伟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博纳班图拉。两人既是论敌又是朋友，且一生的命运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两人都是意大利人：博纳班图拉1217年生于巴格劳里，阿奎那1225年生于洛卡塞卡保。他们都在巴黎大学完成其各自的学业，并于同一年（1257年）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两人分别属于当时两个最大的修会：博纳班图拉属弗兰西斯修会，阿奎那属多米尼加修会。他们二人各自的导师也都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学者：博纳班图拉的导师是哈勒斯的亚历山大（1185-1245），而阿奎那师从于大阿尔伯特（1200-1280）。最后，他们于同一年（1274年）去世：博纳班图拉死于法国里昂，阿奎那则死于前往里昂的路上。两人死后都被追封为圣徒：博纳班图拉被封为“六翼天使博士”，阿奎那被授予“天使博士”。

⑼墨兰顿虽然是路德的助手，但在神学思想上很早便与路德存在歧见。特别是他对人的自由意志的看法，更接近路德攻击的人文主义者。但路德去世之后，墨兰顿开始比较自由地抒发自己的见解，并有了一群自己的追随者。之所以称作腓力派，是因为墨兰顿的全名为腓力·墨兰顿。

⑽在16世纪后期，在荷兰出现的改革宗内的神学争论中、反对由政府支持的纯正加尔文主义的一个派别。神学教授亚米念（1560-1609）是这个派别的创始人。

参考文章：

1、《教育思想史的性质及特点》；

2、《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3、《基督教对教育的贡献》。

参考书目：

1、《西方哲学史》，梯利著；

2、《外国教育思想史》；

3、《外国高等教育史》；

4、ETHICS: Origin and Development，By Peter Kropotkin；

5、《基督教史新译》；

6、《基督教要义》，一五五六年版，加尔文著；

7、《思想自由史》；

8、Histoire condensé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法国文学简史——中世纪至十八世纪）；

9、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中世纪及现代史）。